2014年足球世界杯

2018-01-08  63沙龙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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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2014年足球世界杯,手掌便破裂开来地步醉翁之意不在酒处处透露着诡异 流畅也就一件啊断连疯狂咆哮起来那两个小孩顿时坐在雪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



48小时后,2014年足球世界杯:他们在殡仪馆看到了儿子的满身伤痕。


“全部都烂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后背,胯,胳膊,头上,脚,小腿……全都是伤。”

 

2017年11月,我再次来到济南,“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旧址。

一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操场上还有一百来个学生,穿着迷彩服。男生们打篮球,女生跳皮筋,到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仅仅一年多时间,操场上只剩一大片芦苇随着风摇摆,晃得人失神。

偌大的地方,如今只有一个22岁的娃娃脸男兵看守着——这块地是部队的军产,在我来的一个月前,部队要求原来租用这里的“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腾退。

学校搬走,招牌取下,一片狼藉。我从一楼走到六楼,每层过道的尽头是一个“静”字,每个房间我都进去看了看,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家废弃的医院:学生宿舍的墙是惨白色,一个房间外写着“处置室”,床前还有呼唤铃。

可曾住在这里的,却不能算是病人。


离开这里之后,我又到大连、南昌、合肥、济南,走访几个曾经成为新闻焦点的“戒网瘾学校”,“正能教育”紧闭的大门外有一群小鸡在抢食;“豫章书院”操场上有一个慈眉善目的孔子像,还有家长义愤填膺,“拍拍拍,都拍没了你们还想怎样?”

了解得多了,也并没有让我的困惑减少一点。从2016年10月我采访了弑母的16岁女孩陈欣然之后,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荒诞:父母出于爱孩子的心态哄骗着孩子,将他们强行送进了这些学校,但孩子们在这些地方的遭遇,却反过来成为他们认为父母不爱自己的证据。

这些学校,成为了孩子和父母之间最大的裂痕。

  

1


“我对你们没有多少恨意,也不会像山东那个女孩(陈欣然)一样杀母。我理解她那种感觉。不瞒你们,我也在刚去时一度有过。”

“昨天前天,我始终被噩梦搅的不得安宁。梦见我被抓的过程中失手杀掉了你们与抓我的人。”

“手铐越来越紧最后以至于长在了肉里……”

“还是那句话,我人出来了。可我的心死在了那里。”

这是16岁的小勇从豫章书院回家一个月后,对父母说的话。具体地说,他的心死在——2016年6月23日。

那天,他跟着母亲从大连到江西旅游。母子二人先去庐山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有人来接,“因为我对我妈很信任,没想到会是什么情况”。

接他们的车开到了一个红色大门,有黑色的字:豫章书院。小勇参观了15分钟,便和母亲走散了。他觉得不太对劲,想拨110,但又想,“万一真是个景点,误会了怎么办?”

没想到,落单的小勇马上就被七八个大人夹着,推进了一间屋子——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他的第一反应是“传销”,还担心母亲也有危险,刚拿出手机想报警,手机就被打到地上,他大喊“我要找我妈”,几个大人说,“就是你妈把你送这儿来的”。小勇问,“你们这么做合法吗?”又有人说,“我们有合同”。

小勇不信,和这几个人起了冲突,“反身用胳膊肘把一个教官的鼻子打出血了”。然后,这几个大人给小勇上了手铐,背铐,他没法动弹了。

恐惧中的小勇突然大小便失禁,“背铐着,我自己没法动,他们就带我去厕所清理,把我衣服脱下来,那衣服没法穿了,扔掉了。衣服裤子,全扔掉了,光着身子给我冲。然后给我光着身子带回(“小黑屋”)去的。”

“小黑屋”里什么都没有——不,准确地说,还有一个尿盆,一个床垫,一个坏了的空调。屋子太空了,小勇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墙面上有两个通气孔,“就比农夫山泉的瓶盖稍微大一些,因为有光,从那里透进来”。太臭了,小勇用潮湿的床垫挡住了尿盆,直接睡在地上。


●    ●    

2017年11月,我在这个被校长任伟强称之为“静心室”的“小黑屋”里仔细观察:表面上看上去,屋子似乎并没那么恐怖——墙被新刷成了蓝色,“原来是白色,学生在上面涂抹得乱七八糟”;白色地砖的部分新装了便池;有空调、有灯、有竹垫、有蒲团。我问校长,“如果你被关在里面会觉得害怕吗”,他笑了,说,“我现在宁愿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我自己静静”。


可小勇说,“小黑屋”原来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灯是坏的,整个屋子是黑的”,只有到了饭点,才有人进来给他送饭。他在里面嚎啕大哭着度过了前两天,“哭着哭着眼泪哭干了,就没那么难过了”。大约到了第四天,尿盆满了,有人带他出去倒,这是他唯一一次走出去。

早餐发鸡蛋,他开始对着鸡蛋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没法刷牙,不能洗澡,只能用他们发的饮用水,倒一点出来洗脸。

大概一周(多)后,有人开门,小勇被带出屋子,“只要能从那里出来,怎么都好”,然后,有人带他领了“院服”和东西。

又过了一周,父亲来南昌出差,见了小勇一面。他期待父亲能带他走——“不是希望,是完全盼望,强烈的渴望”——他近乎语无伦次地向父亲讲,自己被手铐铐着、被关在“小黑屋”、以及一切噩梦般的经历。

小勇以为父亲会带他走,然而并没有。

 

●    ●    

那时候,书院的老师经常给小勇的母亲发一些小视频,穿着院服的小勇在晨读,在练毛笔字。

视频里乖巧的儿子让母亲觉得心安,本来在做出把小勇送进这里的决定前,他的母亲曾焦灼了好一阵子:“孩子这个样子,我得救他。他不上学,(只)上网,是不是这辈子就完了?”

其实在小勇沉溺于“网瘾”之前,是个不错的学生,“他特别热心,是他们班的组织委员”。

2014年,小勇生了场病,发烧持续了一个月,在家休息了三个月。再返回课堂时,小勇明显感觉学习跟不上,想休学。母亲支持,父亲反对,家里冲突逐渐频繁。

最后小勇还是休学了,只是状态越来越差,“到北京的医院去检查,抑郁症”。治疗过程中,他曾回到过几次学校,最长的一次坚持了半个多学期。

身体的不适接二连三,小勇最终无法正常上学,便开始在家玩游戏,“一天十个小时吧”。母亲知道儿子心里不痛快,“他那段时间哪儿都不去,也不出门和朋友交往,就一个人在家里。”

“我要救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小勇的母亲联系上了“豫章书院”。当时另外一个把孩子送进去的大连老乡告诉她,“那地方至少能正常作息,孩子能学点文化课。”

2016年6月23日,小勇母亲迈出书院的那一刻,“泪流满面,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一步走得是对还是错”。

 

2


“父母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当时心里很绝望。”

在书院里,小勇每次当着教官的面,接父母的电话时,都只能按着“免提”,违心地说自己过得还不错——其实心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想着怎么尽快离开。

2016年8月8日,小勇看到了桌上放的洗衣液,“就是突然决定,要喝点儿”。他喝了两大口下去,“我希望能引起他们关注,但是如果毒性真的很大,过去了,那就过去了。”

小勇被送去医院洗胃——“书院”处理这种事情已经驾轻就熟:“小黑屋”里的餐具都是勺子,没有任何尖锐物品;学生的用品统一存放,还时不时会有“内务”检查。“山长”(古代书院对领导者的称呼)吴军豹事后与人用微信交流时称,他认为小勇“根本没喝,查来查去,只是他咬袋子的时候口里沾到了。医生洗了半天,洗不出一点有泡沫成分的东西”——然后,学生们的洗衣液全部被换成洗衣粉。


小勇说,“因为这件事,我又被他们鄙视了很久”。

事后,小勇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当着教官的面,说误喝了,已经没事了”。母亲也仍然相信书院。


●    ●    

又捱过了一个多月后,小勇表示要回去上学,母亲在相隔了三个月后终于再次来到南昌。那一天不是“书院”规定的探访日,她和“教官”请求,远远看一眼儿子。“孩子在我面前,瘦了50斤,他去的时候200斤,那时候150斤,1米83的个儿,我就摸着孩子脸,说,哎呀孩子,我太难受了。”

隔着铁门,母子俩抱头痛哭。小勇说,那感觉形容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思念,一个是,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因为小勇在“豫章书院”没待够“一个学期”,那些“教官”都围着小勇母亲,说“你不能接走,要接走,前功尽弃了”。“前功尽弃”这四个字对很多“走投无路”的家长有着救命稻草一样的魔力,让他们握住不放,但这次,小勇的母亲很坚持。

2016年9月,小勇走出了“豫章书院”,回家的时候赶上了中秋节。但家里过节的氛围已经跟大连的温度一样,已经开始变冷了。小勇对父母充满不信任,随身都带着把刀。

那时小勇并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悲剧要在另外一个同龄人身上完整呈现了。

 

3


2016年9月16日,中秋后第二天。上午6点半,43岁的陈刚被朋友叫到自家楼下,朋友说,“出事了”。

在那个本该赏月团圆的中秋佳节,他41岁的妻子李梅去世了,16岁的女儿陈欣然是嫌疑人。

公众会习惯性觉得,一起极端案件的背后,总会存在着一个对应的“问题家庭”。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悲剧,似乎陈刚一家跟普通家庭并无不同,甚至在陈刚的描述里,“别人还羡慕我们家呢,两个人都有工作,家里老人也有退休金,还能在家给我们做做饭。”


●    ●    

2015年,陈刚夫妇发现上高一的女儿陈欣然“性情大变”,不按时回家、不学习,甚至出外过夜。陈刚夫妇的管教方式让陈欣然反感,提出了断绝关系。2016年1月放寒假,陈欣然干脆离家出走,去大庆一个KTV端果盘。

于是,陈刚一家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陈刚在网上搜到“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托朋友打听,听说口碑不错,便联系了学校。

学校就过来了三个人,陈刚最关心的问题是学校怎么管教孩子,“我问他们,打骂孩子吗?他们说,我们就这么些教官,几百个孩子,能打骂得过来吗?我一想,确实有道理。”

陈欣然的姨问,都是些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学校就听话了?“教官当时跟我们说,小孩都是这样,家长面前一个样儿,到学校的那个环境下,自然就好了。”

这些稀松平常的话,却在每一个焦虑的家长心里掀起了巨浪——陈欣然不就是这样吗?同学眼里她很热心,老师眼里她很聪明,邻居眼里她很乖,为什么在父母的眼里,她就突然成了恶魔呢?是不是送到这样的学校,就能让她不在“错误”的道上越走越远?

2016年2月26日,陈欣然在KTV的宿舍,“双脚没离地,直接被带走了”。父亲陈刚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就跟看一个仇人似的”。

陈欣然把这一切都记在了父亲的头上。

在那所“惨无人道”的学校里,她待了3个月,100多天。回家后,这个16岁的女孩做出一系列过激举动。她捆绑母亲,刺伤母亲,气病了父亲,将两个人赶出家门……直到最后一次,8天的控制之下,她的母亲死亡了。

在还能自由活动的时候,母亲李梅给楼下扔过纸条。一张是扔给丈夫陈刚的,写道:“我能忍。就是想帮她忙,她也不信任我,在她心里受的伤害觉着大,家长不信她,导致她也不信任家长……她那么小,又没什么朋友,又不相信亲人,所以对家长有误解是正常的。在她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认可她,让她伤心、失望。”

另一张是写给女儿的:“我想让你放下,这样你才不会思想太累。如果咱们谈开了,聊透了,也就释然了……你是个优秀的好孩子,只是咱们沟通太少,导致家长误会你,所以为了所谓的对你好,想着办法只是想凭家长的经验,让你少走弯路,结果却适得其反。”

 

4


回家一个多月后,小勇从网上看到了陈欣然的新闻。他觉得必须给父母写一封“来的也许有些迟了”的信,他觉得,“有些事我必须要说明白”。

从“豫章书院”回家之后,他知道肯定让父母失望了。他回来的条件是向母亲许诺上学,可“上了一天,他就没再去了。他带着怨气,能给你上吗?”

不过,母亲已无暇顾及他是否去上学的问题了,因为她惊恐地发现,儿子一直随身带着刀,“水果刀,还没有刀鞘,把自己划了好几次。”

那把水果刀小勇24小时不离身,“晚上睡觉把刀放在枕头底下”,他出门不坐地铁,因为地铁要安检。去远的地方,他只坐公交车。他说,他不能再回到豫章书院了,“能捅死一个算一个,捅不死的话把自己捅死也行。只要不要再回去就行。”


小勇的母亲决定给儿子找一个心理老师。刚开始心理咨询,小勇还是带刀。心理老师说,“我们要上哪儿去他都很警备。有一次看电影,一个纪录片,我没看进去,睡着了。醒来发现他特别绷,背挺得特别直,一点都不放松。还有一次出去唱歌,他一直在镜子里看有没有人进来。”

小勇明白父母的爱,他说,他很早就原谅了父母。“我懂了,你们依然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对罢了。我也原谅了你们,但心里依旧对你们有着提防。”他最想告诉父母在“豫章书院”经历的一切,而那种感觉“你们永远懂不了”,因为“你们不听”。

“我变了,对不起。我对你们,对老师,甚至无人时也对着自己强颜欢笑,欺骗着所有人——一切都会好的。我感觉我正在被撕成二部分,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表达。有时候我爱孤单(独单),有时我要关心,有时我要一死百了。我不明白如何让自己有一颗平常心,对不起。”

小勇在信里连写了六个“对不起”,一个比一个潦草狂乱。信也以“对不起”作结尾——“我找不到挽回的余地了,对不起。”


收到这封信,小勇的母亲难过了好几天。她无法容忍儿子说“咱们的感情淡了”,她心疼儿子在“豫章书院”遭遇的一切,她终于也开始上心理咨询课。她想让丈夫也改变对儿子的态度和教育方式,“但是,哎,有些人是比较固执的”。

一年多的心理咨询期间,小勇同时坚持通过各种渠道举报“豫章书院”。2017年6月,江西省教育厅信访工作平台给了他一份回复,认为“投诉内容不属实”。这年10月底,他找到知乎上的一个“大V”,发的帖子终于引起了关注。

  

5


说来也有点讽刺,“豫章书院”的相关新闻,最早还是陈刚转给我的。他评价这类学校,“没几个好的”,又说,“我现在理解我女儿的想法”。

另外一个人也一直在等这一天:“三年了,终于有人来。正义迟到了,但是正义还是会来。”


●    ●    

2013年9月3日,江西南昌。20岁的罗伟和父母再次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罗伟经历了一次高考失利,每天在家看书看报,自己安排时间,对自己的“宅”知晓但不以为意,“但我父母应该会觉得我有点问题吧?”

高考失利之后的前几个月,他想要复读,但后来懈怠了。他的父母给他在当地的一个大专报上名,交了钱,专业是计算机,“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所以我不愿意去。他们每天都催促我上学”。

那一天的争吵尤为激烈,“我发毛了,彻底地暴怒、失控,砸了很多东西”。发完脾气后,罗伟关上门睡觉,“晚上我父母突然开门,后面跟着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警察制服,有编号。说有人高空抛物被砸到了,目击者看到是我所在的这个楼层,所以要求我去协助调查,配合他们。”

罗伟的父母在一旁帮腔,“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去帮忙调查吧,我们等会给你作证,说你没有扔东西”。

罗伟没有起疑,跟着走了。出门后他感觉不太对劲,有两个人挽住他的胳膊,“我以为是协警,不过还是觉得怪:我顶多也是有嫌疑而已,干嘛搞这么大阵仗?”

带着罗伟长大的外公外婆躲在了楼下的超市,“躲着哭去了”,他的外婆说,他们也被要求配合演好这场戏,但老人家不忍心。

“然后,我被带上一个面包车,我坐正中间,前后左右都有人,左边那个人拿着厚重的手铐,用那个反光晃我眼睛。右边那个人拿着个电筒放出电流,滋拉滋拉。我知道他的意思,恐吓我,让我不要乱动。我就一直保持镇定。但是开着开着,灯光越来越暗,慢慢有狗的声音。前面有人打了个电话,我们车开进了一个红色的门,进去后,门就锁了两道锁,他们让我下车,我当然听他们的。”

罗伟被带到了豫章书院,关进了“小黑屋”。罗伟觉得自己作为成年人会遭遇到这些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大喊——“我是93年的,你可以看我的身份证!”

没人理他。

第一个夜晚,罗伟迟迟难以入睡,他还感觉有老鼠经过,蒙上了被子不敢去看,“我感觉事情不太妙”。

第二天,有人透过铁栅栏给罗伟扔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古诗词,让我背,我说背不出来会干嘛,他说背不出来会挨打。我当时就崩溃了。”

罗伟有了个大概判断,他觉得这地方“差不多是洗脑的”:“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把我洗脑变成白痴。所以他们要洗掉的,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就把那些上了重重的锁。”

小黑屋里关了7天后,他被放出来。

 

6


在“豫章书院”里,为了磨掉“自己”,每个人都不能称呼自己的名字——罗伟的“学名”是“黛新”,“黛”字辈全是2013年进来的学生——3年后进来的小勇,名字叫“义承”。学生一茬一茬地过,每天对着书院操场上的孔子像晨读,心里不知是愤恨还是绝望。


在豫章书院的每一天,罗伟都“想死”。书院每晚有一个“考德会”,教官公开惩罚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每天晚上都要打人,真的很烦人,逢年过节还要打。我那个时候的戒尺还是钢尺,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把钢尺都抽歪了。”

罗伟第一次被戒尺惩罚是因为没背出古文,“好像是打了十下”。但是他说,不痛,“因为我觉得我心死了,就像行尸走肉”。

不痛当然是假的,打戒尺时几乎人人都会喊叫。很快,罗伟挨打的手慢慢地发痒、红肿,他时不时要去抓。

除了戒尺,还有一个戒具叫“龙鞭”,似乎是一件很神秘的东西。“我看到过,一米多长,吃饭的筷子粗细,表面很光滑,刷着漆,反射出枪色的金属光泽。他们用那个东西敲击地板,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罗伟看到过一次龙鞭惩罚:“人趴下来,要人按住,因为打完之后有强烈的反应,必须得按住双手双脚。男的把裤子扒了,女的留下内裤——当然,女的要等我们走了再打。”

罗伟听到了他形容为“惨绝人寰”的声音,他想要赶紧离开,但不行,“逼你看,逼你听。我把眼睛闭上了,但听那个声音就够了”。

对于暴力,罗伟的感触要比一般人再深一些,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挨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我父亲把我拎起来,我出于本能反应就叫。他说不要叫,然后就拿起一个剪刀,一把银色的,在我牙齿上刮来刮去。”说完罗伟耸了耸肩,“可能他都不记得这件事吧。”

父亲也用皮带抽他,“一条皮带叠成两叠或者四叠,重的话就用金属扣抽。一抽下来整个身上都是皮带头的印子。不是夸张,是真的”。


罗伟是父母“超生”得来的儿子,一直跟着外婆长大。到了要上学的年龄,父母接他回家。他看见两个陌生人,不肯走。“我死死地抱住门,他(父亲)就踩我的手、头、背,当然他是一只脚,也会控制力量,但是我在咒骂。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然后被抱走了。

对父母教育方式的极度反感伴随着罗伟成长,他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我很认同西方那种,不要打小孩的教育理念”。从未出过国的他,形容自己就是一个香蕉人,“黄色的皮肤,西方的理念”。

而罗伟的父亲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拥趸,他曾给书院里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多学一些国学文化中的精要”,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深刻内涵。罗伟至今不以为然:“大概他看到书院里面的书法课、古琴课、国学课,他很狂热。一直说我要练好毛笔字,我很难理解,我觉得只要把英文念好就好了。”


3个多月之后,“具体几月份我实在记不清了”,罗伟只觉得应该是过年了,街上张灯结彩——他终于从豫章书院走了出去。外婆说外孙那时“站都站不稳”,“刚回来那阵,他站在门口穿鞋,人都要倒下去。好瘦啊,这不快要死了”。

“豫章书院”的这段经历,在罗伟看来,加深了他和父母的裂痕,而现在的关系,“没有缓和,更不说话”。

“我真的不了解我父母,不了解他们的过去”,顿了顿,他加重语气说,“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每次都说小时候吃了多少苦,挨过多少打,然后多么努力,好像就我们这一代不争气。”

“豫章书院”被曝光后,罗伟来到当地的公安局报案,举报“豫章书院”涉嫌非法拘禁。

2017年12月8日,他收到当地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他说,还好警方认为他提供的证据足够立案条件,如果警方不立案,他甚至想过起诉父母。

 

7


罗伟的父母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儿子道歉过,这是让罗伟很介意的一点:“因为他们没意识到他们做错了。而我,我当然觉得我没错啊。”

而李傲的父母则永远没有机会当面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了。

李傲的母亲没再梦到过儿子,“他肯定是比较恨我的”。有一天,她半夜两三点给我发微信,说她舍不得删掉儿子的微信,想儿子了,还是会和儿子说说话。“我到现在都幻想,我打开门,他会在家里等我。他出去玩了,他还会回来的”。

李傲,18岁,1米78,身材敦厚,2017年8月3日被父母送去一个戒网瘾机构。48个小时后,他的父母只在殡仪馆看见儿子尸体上的满身伤痕。


●    ●    

在母亲的眼里,李傲没什么毛病,“就是太爱上网了”。

李傲的家境不错,“我家孩子穿衣服很讲究的,都要穿一套,搭配好”。初中毕业后,李傲没有继续上学。父母本想带着他做点生意,“他不太愿意,他那时候也小,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在家”。

父母各自忙于工作,李傲开始打游戏。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那种要组队、要装备的,”李傲母亲对儿子没什么远大期望,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去网吧,“我跟他说,在家里玩,玩多久我不管你。在网吧里好乱,抽烟啊喝酒啊,还听说有吸毒。”

除了担心孩子学坏,母亲也担心孩子的身体,“老是看新闻上说谁在网吧里猝死了”

但跟母亲的期盼相反,李傲在网吧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夜不归宿。母亲去找,和网管吵,“我说你们怎么会让一个未成年人进来的?他们说不会啊,拿着身份证的啊。他们不会仔细去查的,都是要挣钱的嘛”。

这样找过几次,李傲可能也有些反感了,和母亲玩起“捉迷藏”,只要母亲一去找他,他就悄悄溜走,“因为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后来母亲又拜托其他朋友劝儿子回家,“他也答应地说好,说就回来。然后也不回来。”

因为这个问题,苦恼的大人和儿子说了很多次。他们把李傲送去学动漫设计,也没上几次课。但直到那时,李傲还不曾出格太多,顶多是玩个通宵,也就回家了;父母教育他,他也不顶嘴,笑呵呵地应着。

母亲仍然觉得儿子很讨喜,“你交代给他做一些事,比如去哪里拿一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办的好好的。亲戚见到他都很喜欢,说他长得帅,脾气好,也不多话。”

2017年6月底,父母带着李傲到皖南的牯牛降景区旅游,相片里的他很开心。7月初又去青岛,李傲在海边拍了小视频。相机前置镜头里的他,细心地拨弄着染成黄色的头发。

接下来是2017年7月5日。“那一天他去网吧了,这一次是最长的,吃住都在网吧里面”。

母亲的心慌意乱,加上那段时间家里老人出了车祸,可能都促成了最后的悲剧。

母亲上网搜索“戒网瘾学校”,还做了对比,最终选定了安徽合肥的“正能教育”——离家不算太远。她打电话去咨询,校长告诉她,到校后会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然后进行体能训练。“我说像我孩子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改变过来?他说两个月左右吧”。


2017年8月2日,“正能教育”来了3个人,校长带着两个教官。但是李傲联系不上,那天晚上,母亲在他常去的几个网吧转了一圈,凌晨才回。“正能教育”的几个人就直接睡在了车里。

8月3日凌晨4点多,母亲又起床悄悄去网吧转了一圈,仍然没看到儿子。

“下午3点钟,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妈妈你找我有事吗?我说你姥姥让车给碰了,你要不要回来看她。他说行,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家。”

随后,李傲的父亲带着教官去找儿子了,第一次扇了儿子一耳光,才让李傲乖乖上车,跟着教官走。

在母亲的心里,“没法去想”。她无数次希望儿子这次不那么乖,那天下午没给她拨回那个电话,“我本来想着找不到他就算了”。

李傲就这么被接走了。


●    ●    

被带走后,李傲的母亲一直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儿子到哪里了,什么情况。9点多“校长”给她回了个微信,“安全到学校”,又说李傲“上车的时候有些反抗,态度不是很好”。


8月4日一早,李傲的母亲又打电话,对方没接。11:30左右,学校给她回了个电话,“询问我小孩子在家有没有身体方面的疾病”。8月5日,她又打了几次电话,没接。将近晚上6点,校方给她打电话,“说你小孩子中暑了,你们家长过来一趟吧”。

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放下碗筷就走。“还没走多远,我就又给校方打了两个电话。我说中暑怎么这么厉害啊?你给我说实话”。

车开到半路,母亲的心像要跳出来。“就是感觉不对,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说小孩子没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深夜,一家人直接到了庐江县殡仪馆,只看到了李傲尸体上的满身伤痕:“全部都烂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后背,胯,胳膊,头上,脚,小腿……全都是伤。”

他们陆续得知——李傲从被带进学校之后,就被关进了一个禁闭室。如果听话,就罚站,不听话,就用手铐铐着,再不听话,就背拷挂在窗户上。

李傲不听话。

他可能不停地在反抗,所以腕部被铐着的痕迹深极了;夜晚也是被吊挂着,窗户开着,他的小腿全是蚊虫叮咬的痕迹;白天,教官又让他在烈日下暴晒罚站;而在40几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怎么饮食饮水,也几乎没怎么休息。


一个多月之后尸检报告出来:符合因高温、限制体位、缺乏进食饮水、外伤等因素引起的水电解质紊乱死亡。

李傲母亲看到尸检报告时的反应是:“我想到他最后很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永远没办法知道,他最后一刻是怎么想的。”

出事当晚,几名涉案人员被刑拘,学校也被关停。


几个月之后,当我再度踏进“正能教育”,原本就是租用的镇子上一个小学旧址的校园,更是一番破败。派出所有专人保管钥匙,枯黄落叶在脚底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地方很安静。

教室的地面上还有没来得及拿走的迷彩服、鞋子、学生的日记本、教官的笔记……禁闭室外是菜地,有黄色的小花在初冬轻轻地随风摇动,窗台外飘着两片落叶,已经有些干枯了,葡萄藤在结来年的种子。

 

●    ●     

后记

拍摄这个系列的时候,有位老师曾严肃地问我:“我感觉我家孩子也有网瘾。他今年17,在寄宿学校,他们日常不准带手机。这周末回来我观察他,他玩手机玩了很久。我说周末就让他玩玩吧。结果他走了,还悄悄带走了手机。”

“我真的很生气。”他补充,“他要真想玩可以说,为什么要弄些并不高明的掩饰?真不明白这些00后啊……”

几个月前,我在大连采访小勇时,他就住在心理咨询室,不回家住。因为曝光书院的举动让本来缓和的父子关系一度又很紧张,父亲不希望儿子被人关注,大概也觉得不光彩。

我其实希望小勇明白他父亲的爱,我对他说,成长就是两个人在互相靠近,你也要努力,尽力去理解父母。他苦笑着说:“我一直在努力啊,我现在是在破坏吗?我只是单纯希望不要再有家长把孩子往那里送了。”

2017年10月到12月,小勇两个月没和父亲打照面,“微信也没有说过话”。小勇好几次打开和父亲的微信对话框,字输了又删。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年底,他发烧了,挺严重的。父亲发了个红包,终于开口问小勇的情况。

2018年1月3日,小勇搬了回家。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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